蔣中正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字介石，譜名周泰，學名志清，以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生於浙江省奉化縣之溪口鎮。其先出自周公旦之子伯齡，伯齡封於蔣，後遂以國為姓。自漢以來，子姓仕宦，時有南遷。迄元季仕傑公一系，始卜居溪口，累世孝弟力田。明亡，子孫遂不仕清室。祖玉表公，父肅庵公，雖貨殖屢中，然皆自奉儉約而好施予，義行為鄉里所稱。先生九歲失怙，母王太夫人諱采玉，督教甚嚴，凡酒掃應對之儀，庸保猥賤之役，皆令服習，所以厲其堅忍操履者甚至。
　　先生六歲就傅，十四歲已畢論語、孟子、詩易、左傳、尚書，十五歲習為策論，旁涉子、史、古文辭。十七歲入奉化鳳麓學堂，始習英文、數學，亦留意西學與時事之研究。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孫中山先生集合各省志士組中國同盟會於日本東京，革命思潮，風起雲湧；先生一意踵赴，然戚舊多尼其行，乃自剪辮髮以示志，卒得王太夫人首肯，遂於翌年（一九○六）四月東渡。先生志在學習陸軍，以格於規定，暫入東京清華學校。未幾，識吳興陳英士（其美），因得廣交留東志士，是為參加革命運動之始，時年乃方二十也。
　　是冬遄歸，考取新設之全國陸軍速成學堂，明年（一九○七）夏赴保定入學；復投考官費留日陸軍學生，亦獲雋；遂於三十四年（一九○八）春再赴日本，入振武學校。旋以陳其美之介，加盟同盟會。每休沐，輒與同志聚商革命大計；既得鄒容所著「革命軍」，晨夕覽誦，因自題「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之句於戎裝小照以見志。
　　清宣統二年（一九一○），謁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東京，接席傾談，受期許為難得之革命實行家。歲杪，卒歲振武學校，例以士官侯補生入伍日軍野砲兵第十九聯隊實習，駐新潟縣之高田郡，時方沍寒，晨夕於雪中挽車操砲，束草刷馬，勞極而汗，然後掬雪自沐。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武昌革命軍興，先生聞訊，微服而歸，與陳其美等舉義江浙，以先鋒指揮官，帥敢死隊百餘人入浙，於十一月五日攻克浙江撫署，光復杭州。
　　浙省既復，返滬報命；時陳其美已規復上海，被舉為滬軍都督，任先生為滬軍第五團團長，未幾全蘇底定，南京光復，武漢危局，因而轉安。
　　既革命開國，先生於元年（一九一二）三月辭滬軍第五團團長，赴日研習德文，為留學德國作準備，並創刊軍聲雜誌。二年（一九一三）春，方屏當欲行，忽袁世凱刺宋教仁案發，公開與國民黨為敵；孫中山先生號召討袁，以陳其美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挽先生相助。七月，各省相繼舉兵，先生在滬密召舊部，急攻江南製造局，於龍華、南市間與頑敵苦戰至一晝夜，施因國際干涉解散。
　　九月，各地討袁軍，相繼失敗，孫先生東渡日本，為重整革命陣容，決定重組中華革命黨。先生尚在滬秘密部署討袁軍事，乃首先宣誓加入。旋奉召赴日，得孫先生召見，付以重要革命任務。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先生受命創辦陸軍軍官學校於黃埔，大元帥勉以「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鬥」。六月十六日軍校開學，大元帥親臨主持典禮並授印，期許學生練成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之革命軍。其時情勢險惡，陳炯明逆軍圖捲土重來，而混跡革命陣營之楊希閔滇軍與劉震寰桂軍，亦各懷異志，又香港英人公開支持之廣州商團，更謀建武力，顛覆政府；先生親率黃埔軍校官生應變，商團之亂遂平。冬間，北方「國民軍」起，群請孫大元帥北上主導統一建國大計；十一月十三日大元帥啟行，先至黃埔巡視，喜學生精神奮發，學習認真，因語先生曰：「余此次赴京，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今觀軍校學生能克苦耐勞努力奮鬥如此，必能繼續吾之革命事業，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行我之主義。」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崩逝於故都。時先生方率黃埔學生與教導團官兵三千人，東征討逆，已拔淡水、海豐、揭陽、潮安、汕頭諸鎮，十三日復大破十倍之敵於棉湖，至二十日克五華、興寧，盡逐敵軍於贛湘山鄙之後；方得孫先生逝世之訊，遂全軍墨絰，於二十二日在興寧遙祭，誓言「敬遵總理遺囑，繼承總理之志，實行國民革命，至死不渝。」
　　東征既捷，殘敵亦即輸誠；而楊希閔、劉震寰盤據廣州，觀望不前，且圖舉廣州以叛。中央委先生以回師定亂之責，遂於六月率其新以校軍教導團組成之黨軍，暨駐潮、梅之粵軍，回師定亂，廣州遂安。革命政府即從事整理，於七月一日改組為國民政府，八月二十六日編組各軍為國民革命軍。此時，「沙基慘案」發生，外交情勢緊急，陳炯明又圖因禍再起，策動其以投誠之舊部復據潮梅以叛。九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先生為東征總指揮；十月一日，二度東征開始，不匝月又盡掃叛逆，肅清全粵，革命基地至是益臻鞏固。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先生於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軍事報告，指出東征完成，軍事統一，革命力量足以弔民伐罪，統一中國，建議實踐總理遺志，揮軍北伐；群情奮勵，一致贊成。大會並選舉先生為中央執行委員，又被推為常務委員，五月，國民政府於六月五日任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一日頒布北伐動員令，七月九日先生就職誓師。北伐大舉，於焉展開。
　　唯其時國內軍閥，號為強兵者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他如西南各省豪酋，亦往往擁兵稱號，少者三萬人，多者數十萬。而國民革命出師之日，僅八萬十萬之眾，尚非盡「可與之俱死」者。然義聲所播，民皆仰望；黃埔健兒，尤只知有義，不知有死；遂以此迭克頑敵，卒成大功。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二十一日北伐軍克復上海，二十四日克復南京，共黨份子於其時受俄共指使，竟在南京偽飾革命軍，侵襲外國領館，殺害外僑，時稱「南京事件」；又在上海組織武裝，製造暴動；目的皆在造成社會混亂，挑起國際干涉，以破壞北伐統一大業。黨國情勢，面臨嚴重危機，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吳敬恒、鄧澤如、張人傑等，乃調查舉證，揭發共黨陰謀，並召開中央監察委員全體會議，決定護黨救國，同時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緊急處置。中國國民黨遂全面展開清黨反共，不幸此際被鮑羅廷認為「有野心、可利用」之汪兆銘，竟甘受利用，自赴武漢，與業已定都南京之國民政府為敵；直至七月間，俄共以猙獰之真面目對之，汪始憬悟，與共黨分手，史稱「武漢分共」。
　　先生以武漢方面，既認清共黨陰謀，實行分共，即以全黨全國之團結為重，無如汪兆銘猶固執其私人權位觀念，一面出兵東向，一面對在京之李宗仁等進行分化；先生為此毅然高蹈，於八月十二日宣布辭職，離京返鄉。中央推胡漢民、吳敬恒、蔡元培至上海挽留，以先生已回奉化，胡等三委員暨張人傑、李煜瀛諸元老，遂亦通電辭職，表示與先生同進退。
　　先生念及革命大業固須賴全黨全國，團結奮鬥，而國際阻礙尤須排除，遂決意出國宣揚中國革命宗旨。乃於九月前往日本；及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相接，發現其必欲阻我北伐統一，因毅然返國，謀所以團結禦侮之方。此時與互慕已久之宋美齡女士，以革命伴侶相許終身，乃於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結婚，並發表撙節婚禮費用以建設傷殘兵院之啟事，宣示「從此我二人決為革命盡最大努力」。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以各方函電紛馳，籲請復出，先生乃與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自上海同車入京。沿途民眾熱烈歡迎，譚主席顧而語先生曰：「觀於今日民眾之歡騰，可知去年八月吾兄下野以後，全國民心之惶惶為何如矣！」
　　既抵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署二期北伐。時馮玉祥率國民軍聯軍、閻錫山率北方革命軍，一再來電表示願歸先生節制，中央為統一軍令，特任先生為北伐全軍總司令。繼即統一改編國民革命軍，以先生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分任第二、第三集團總司令，稍後又增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為總司令。於四月七日誓師，再舉北伐。
　　 六月，故都光復，北伐告成。先生北上，偕各集團軍總司令暨中央黨政代表，於七月六日恭詣碧雲寺孫中山先生靈前行祭告禮，祭文中縷述三年來黨國所歷之險惡艱辛，雖得北定中原，與民更始，然瞻念前途，「於心理、物質、政治、社會之建設，及民生幸福、國際平等之蘄求，有需於全體同志全國同胞之共同奮鬥者，殆十倍於軍事時期」。愴感至深，不禁放聲大慟。 十月，中國國民黨依孫中山先生遺教，制定「訓政綱領」，開始實施訓政。中央執行委員會推任先生為國民政府主席，於國慶日就職，書告全民，同心戮力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再三致意同胞同志：「國內苟有一分力量可以保全為救國圖存之用者，即應積蓄培養，珍重愛惜。」歲杪，張學良不顧日本之強橫干擾，宣告東北易幟，至是統一完成。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復進攻上海，先生以全民呼籲與政府敦促，復返京受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急起禦侮。首先檄調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協同第十九路軍在上海對日作戰，於廟行鎮獲得大捷。三月六日，中央推舉先生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暴日於重挫之餘，聞先生復出，知我有持久作戰決心，復由於國際調停，乃同意停戰撤退。時共黨已乘淞滬之禍，擴大叛亂，糜爛七省；先生盱衡全局，認定抗日之戰，終不可免，然內亂不除，則無以禦外，乃決定「安內攘外」政策。自兼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以半年之力，戡定中原；然後集中力量，圍剿贛境之共軍。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二月，中國國民黨舉行五屆二中全會，通過先生提出之「根絕赤禍案」，針對中共向政府輸誠所自動提出之保證，作出四項決定：（一）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二）須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三）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四）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至此，中共在形式上已完全輸誠，中央本「編共而不容共」原則，著手收編共軍，並改正其一切違背國家民族組織。倘非日寇全面侵華戰爭繼起，則餘燼固難有再燃之日也。
　　五月，日本全面展開煽動戰爭之宣傳，其軍部亦隨即公開作動員之準備；至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繼且攻我平津，戰火蔓延不已，日軍有計劃之全面侵略遂起。先生確認我業已面臨存亡關頭，乃決定起而禦侮。
　　日本啟釁之初，聲言「三月亡華」，以為攻略京滬已足以逼我屈服。先是先生於平津陷後，急調大軍集中山西，制敵側背，使其不敢貿然南下；上海戰起，復毅然以精銳投入，吸引敵軍主力。自此，敵乃失其「由北而南」之有利作戰形勢，不得不一如先生之戰略指引，陷於被動的「由東向西」之長程仰攻。是年十一月十一日，我軍撤離上海；十二月十三日，敵軍攻入南京；而我政府則已於十二月一日安然遷都重慶，工廠企業亦已遷入川陝復工生產矣。歲杪，日本透過德國提出和議，當即為先生所峻拒。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日本以脅和失敗，竟發表「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之聲明，並增兵瘋狂進攻；我最高統帥部乃重頒國軍戰鬥序列，調整各戰區兵力，準備長期全面作戰。此際中共雖陽稱抗戰，實則仍全力從事破壞顛覆活動，先生非不洞燭其姦，惟念「國之禍患有隱有急」，故仍隱忍涵容以期其能不自越於國家民族之外。
　　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昌，先生於黨派問題慮之至深，先與各黨派坦誠研商，擬師孫中山先生集全國各革命團體合組同盟會之義，以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此議眾皆樂成，唯共產黨堅持反對，故未克提出大會。然為國家民族久遠計，仍策定「抗戰建國綱領」，並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前者明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之主張，著重在以建國力量支持抗戰，以抗戰精神持續建國；後者則在號召全國青年同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之理想而奮鬥，初無政黨之含義存乎其間也。大會又通過中國國民黨行總裁制，選舉先生為總裁。並通過設置國民參政會，為戰時最高民意機構，會後即延聘各黨派社會賢達暨學術界人士為參政員，於當年七月開議，共黨首領如毛澤東等七人亦在被聘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