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发表中国时评文章《中国需要盖茨精神》指出，在盖茨“裸捐”的事实面前，中国的富豪需要自省财富观念，中国的慈善文化更需自省法律规制。也许某一天会有个中国的“盖茨”把所有财产捐出来，但这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需要完善的基金管理机制，现在看来，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摘录如下：

　　两天后（27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将隐退，随后他将把自己的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子女。这一消息立即被中国国内各大媒体纷纷刊载，引来热议不断。

　　有意思的是，这位美国财富巨人的慈善壮举在本土的轰动相对较小——西方富豪在功成名就后，在临终前捐出自己的财富已不是什么新闻，且这种“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传统正被一代代富豪用实际行动续写和传承，在西方社会已是习以为常。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基础之上的财富伦理认为，财富源于上帝，企业家或富豪只是替上帝保管财富。因此，就有了比尔·盖茨、巴菲特、老福特、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一系列慈善英雄，成为这个全球经济发展时代的企业道德象征。

　　这本来不是什么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国古代先贤孟子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箴言，中国人也不缺少慈善的文化传统，但如今的富人普遍缺失这种将巨额财富回报社会的慈善文化和心理认同。有道是，连道德感都下降，济世传统早被遗忘岂非正常？

　　当代中国的富豪，挣钱多是为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而非普济众生，更多的是以代际转移的方式继承财富，中国遗产税的缺失，让他们毫无顾忌地把财富一代代地留与子女享用，却很少考虑捐赠回馈社会——这或许是原始积累阶段的必然特征。

　　眼下在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还有富人为到底该捐款多少而斤斤计较，中国民众也毫不客气地用口水或掌声回应。如今，美国人盖茨在大洋彼岸用自己的言行作了上佳的示范。中国企业家需要这种精神，倒并不一定是捐出全部财产。

　　在盖茨“裸捐”的事实面前，中国的富豪需要自省财富观念，中国的慈善文化更需自省法律规制。也许某一天会有个中国的“盖茨”把所有财产捐出来，但这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需要完善的基金管理机制，现在看来，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人们积累了无数财富，汶川大地震的灾难，给了中国富豪“表现”的机会。也许，以汶川救灾为契机，中国的财富伦理将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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