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通过对国际金融中心历史演变的相关回顾以及对北京现有基础条件、未来发展潜力的认真分析，我们相信，在现有的经济状态下，北京提出建设金融中心，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必然。同时，我们认为，基于北京在经济、人才、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北京更适合成为大金融机构的拆借中心、高端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金融政策的试验中心，由此可以和天津的中小企业融资中心互为补充，形成服务于北方、面向全国的国家级地区性金融“资本服务市场”和“资本导流枢纽”。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
金融中心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它涉及到诸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产业组织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等学科。对于金融中心的定义并不统一，大多数学者都有自己的定义，并且随着时间及环境的变化，金融部门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也在发生着变化。广义的现代金融中心的含义是一种通过资源的整合、配置，为国家、区域或全球经济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和广泛聚集金融资源的组织。它由资本、资金、项目、人文、都市、时空、地域等要素构成，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
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按照金融业务范围和辐射的力度来分类，金融中心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这一分类标准不仅考虑了地理范围，也考虑了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层级特征。在此，我们重点回顾一下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
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3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金融中心从威尼斯开始，相继有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因国际贸易的发展而繁荣；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形成了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两者的相对地位在不同时期互有消涨；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随着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布局呈现发散趋势，以伦敦和纽约为轴心的格局不复存在，诸多区域化的金融中心发展起来；第四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金融环境发生巨大变革，很多离岸型金融中心消失，国际金融中心布局再次呈现收敛之势。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然形成的金融中心和政府推动形成的金融中心。典型的自然形成的金融中心有纽约和伦敦，它们的产生和地位的巩固源于经济增长导致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扩展。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带来经济活动主体融资需求的增加，从而推动金融制度和金融法规不断趋于完善，金融机构不断聚集，最终形成了国际化的金融资源集散地。政府推动的金融中心主要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筹措资金等目的，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国际投资到场交易，从而形成离岸型金融中心。这一类金融中心代表有新加坡、法兰克福等。
不论是自然形成还是政府推动的，金融中心的建立、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以下几个核心条件：第一，集聚的金融机构和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没有密集的金融机构，没有丰富的金融交易品种，金融业就无法实现繁荣。只有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才能发挥金融中心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扩大金融中心的辐射广度和深度。第二，健全的货币金融体制。一国货币只有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可以自由兑换，才能提高资金集散的规模，形成对金融产业的支撑。健全的货币金融体制包括诸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汇率作为支持。例如，自1997年日元不断下跌以来，外汇市场的大量资金因汇率不稳定而不断外流，使得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削弱。第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回顾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其背后都有本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强劲支撑。多元化的经济增长能够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增加金融交易的活跃度，而金融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刺激经济的增长，成为所在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第四，优惠的政策条件。给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能够吸引国际投资机构的聚集，对本国经济形成更广泛的支持效应。中国香港在70年代开放本地金融业，外资机构可以收购香港注册银行100％的股权，亦可在香港本地开设接受存款公司，这些政策对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北京为什么要成为金融中心
近期，北京市委、市政府首次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这一目标的提出，相信是建立在充分的经济需求之上的。
（一）北京的经济发展要求一个更有效率的金融网络的支持
2007年，北京市的GDP总量突破900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56044元。快速增长的社会财富催生了巨额存款，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37700.3亿元，同比增长11.6%，占全国的7.2%。除去存款余额，在负利率的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市场。2007年北京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97978.7亿元，其中股票成交额77487.8亿元，债券成交额2060.1亿元，基金成交额1535亿元。
另一方面，这些存款余额并没有充分转换成有效资本，大量贷款无法找到高效的投资方向，不得已转移到房地产、能源等热门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众多中小企业依然“求贷若渴”。据有关调查资料，中关村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年资金缺口高达1000亿元以上，约60%以上的企业面临资金不足问题。融资困难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第一大障碍。这种大量资金寻求放贷途径，继而不得已涌入少数热点行业的现象，在短期内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但会催生投资泡沫引发金融风险，还会挤占其他产业的投资致其资本枯竭，最终会导致生产成本提高、社会生产率下降，城市的中长期持续发展将受到影响。不论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困难，还是资金大量涌入少数行业，本质上都是合理高效的融资渠道的缺乏，前者表现在资本的需求方，后者表现在资本的供给方。这些事实告诉我们，金融功能的弱化和融资效率的低下，正日益成为北京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构造一个更有效的金融网络，决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北京市的周边区域要求一个金融网络的支持
如果说北京市还只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那么，北京周边的天津和河北的金融弱势就更加明显了。天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优良的港口，有门类齐全的工业，有制药、生物等新兴产业，是中国华北区的工业重镇。2007年，天津市的经济总量突破5000亿元，全市人均GDP达到6022美元。和北京一样，快速发展的经济受到了滞后金融体系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一矛盾，2003年，时任天津市长的戴相龙即提出建设“北方金融中心”的设想，此后渤海新区等金融区的兴起，渤海银行的成立，表明天津事实上已经开始镀“金”，并在场外市场(OTC)和私募股权投资(PE)等资本工具的探索方面走在了前头。
相对京津，河北省的发展水平不高，地域差异较大，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分量较高，金融网络落后，融资渠道单一。然而河北省地域辽阔，劳动力便宜，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完备。从经济总量上看，2007年实现GDP13863.5亿元，比上年增长12.9%，发展前景良好。
统观京津冀三地，我们看到它们的经济模式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北京科技资源丰富，服务业发达，资本雄厚，金融业基础扎实；天津工业强势，港口优势明显，具有相当的产业创新能力；河北缺乏科技资源和专业人才，金融体系薄弱单一，但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相对便宜。比较优势原理告诉我们，这种互补型经济体的合作将提升每个成员的生产效率，从而带来总体生产力的提高。
如果回顾一下生产的三个要素，我们会发现在京津冀三地的合作中，京津占有其中的资本和高端劳动者，而河北则占有土地和廉价劳动力。正如发达国家把技术和资本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双赢，京津将技术和资本向周边扩散，必然带来生产要素更优化的组合，从而产生可观的生产效率和投资收益。
问题是，这种优化组合并不是自动完成的，必须通过便捷的金融网络有效地降低运输资本。这意味着要建设一个包含京津冀的环渤海经济体，构造顺畅高效的金融网络将是第一要务。北京在这个时候提出建立金融中心可谓恰逢其时，而天津的捷足先登并不意味着挑战，相反，会使这一环渤海金融网络更加水到渠成，京津的银行家们见面时只需要握握手即可实现金融的互通，而河北也必然要有一些城市担当地区性金融中心的任务——毕竟，网络不能只有一个节点。
（三）北中国需要一个金融枢纽
当我们把目光从环渤海扩展到整个中国，就会发现，上海已经把长江流域收入囊中，深港穗已可覆盖南中国，而广大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还是一片空白，缺少一个可以联系各大区的金融枢纽。这一广阔区域的地域差异性更大，比较优势更为显著，更需要一个资本配置的优化过程。山西的煤炭、东北的林木、甘肃的有色金属、内蒙古的畜产品、河北河南的劳动力，等等；这些资源如果和北京的科技与资本，天津的港口和工业结合起来，将会产生多么强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这一广阔区域又面临相同的问题：水资源紧张，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政策性扶持需要一个便捷的金融网络做辅助；和乌克兰等中亚各国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陆上贸易近年来突飞猛进，也亟需一个高效的金融平台。作为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北中国金融枢纽的重任。
（四）金融改革和创新要求北京成为金融中心
如果说高速发展的经济对北京成为金融中心提出了经济上的要求，那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则对北京发展金融业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北京是中国经济决策的神经中枢，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出台地。任何新的金融工具要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推广实行，北京编织金融网络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示范网络，特别是一些对全国金融系统具有指导意义和核心价值的试验，放在环渤海区试行更具有典型意义。京津冀地区具有明显的经济层次，是典型的资本传递模式，金融试验也具有典型的难度，因而非常适合于试验一些需要推广到全国的金融措施。例如对金融系统至关重要的信用系统在北京建设将具有核心意义，因为北京是全国人口信息的中心，是众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所在地，收集信息便捷；北京发达的信息产业又为系统构造提供有力的后台支持，众多经济研究机构可以提供实验方案，分析实验结果，纠正实验偏差。如果环渤海地区的信用体系构造成功，将是对全国金融系统的巨大贡献。
（五）北京的发展方向决定金融业是必然选择
最后，我们分析北京的发展定位。毫无疑问，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北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将逐渐减弱，服务业将成为主导产业，这是世界上所有大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比较优势的选择。北京拥有全国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教育、医疗、科研、文化实力，这些智力型产业比传统第一、第二产业更需要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的科研投资会催生先进的科研成果，便捷的资金来源可以鼓励先进的医疗设备，先进的融资渠道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等等。这些智力型产业不仅要求资本运行的速度，更要求资本结合的质量。传统的审批型金融体系已经不能适应要求，只有以自由市场为背景，以信托责任为基础，以风险控制为保证的现代金融系统才能支撑起一个服务型现代化的北京。
三、北京能否成为金融中心
我们已经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北京选择金融业优先发展的必然性，下面再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一下这种选择的可行性。
（一）经济基础为北京打造金融之都提供了坚实保障
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用政策优惠吸引来的离岸服务不同，与巴哈马等岛国的私密记账式服务更有本质区别。我们的金融服务需求是刚性的，在这种刚性需求上建立起来的金融网络将依赖并渗透到实体经济中，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同时也完善和丰富金融业自身。
（二）高密度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总部提供了金融中心的构成元素
有专家指出，即使北京不提，她已经是事实上的金融中心，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据2006年北京市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当时有35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北京，在北京市设立的投资性公司达139家，占全国投资性公司总数的60%以上；外资研发中心达到189家。《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185家企业来京投资，其中7家在北京设立了地区总部，293家在京开办代表处、办事处，上百家设立了研发机构。除外资企业，大型国企也聚集在北京。按营业收入排名，2007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北京有96家，占19.2%；100强中，北京有48家，占48%；前10名中，更是有9家总部设在北京。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下的187家国有企业中，有147家企业总部设在北京，占78.6%。
金融方面，截至2007年底，在京法人金融机构430家，各类营业性金融机构4224家，已有包括摩根大通银行、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7家外资银行决定在京设立子银行，其中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已经正式挂牌营业，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也已于2008年1月正式开业。
仅以北京金融街为例，截至2007年底，有法人金融机构72家，2007年金融街实现税收858.6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19.3%，已经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一平方公里高端产业聚集程度最高、创造价值最大的区域。CBD及周边地区汇集了北京市80%以上的外资金融机构，截至2007年底，CBD区域内金融机构总部8家，法人金融机构32家，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63家，已经成为北京市国际金融资源最集中的区域。
这种密集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了规模效应，并带动审计、法律、保险、信息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事实上已经成为相对完善的金融网络。根据北京市金融办提供的数据，2007年，北京市金融产业实现增加值1126.3亿元，占全市GDP的12.5%，实现税收1232.7亿元，占全市完成税收总额的27.7%，金融业对北京经济的贡献率为10.1%，已成为首都经济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产业。
当然，金融机构的聚集并不代表金融网络的形成。金融机构职能的整合、不同层次金融组织的交流、创新金融工具的综合应用、金融法规的成熟、多种金融资源自主高效的协作，这才是金融网络的真正价值，也是打造金融中心的意义所在。
（三）北京的人才优势为打造金融网络提供有力保障
金融业本质上是人力资源产业，专业人才是金融机构最宝贵的资源，而北京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聚集了全国最好的金融类高校，每年培养大量高素质金融人才，并拥有庞大的金融研究队伍；北京特有的政治经济优势吸引大量海外留学生，为国内金融业发展带来新鲜血液。这些顶尖的金融专业人才不仅是金融机构的从业者，更是金融现象的研究者,金融知识的传播者，金融工具的创造者，金融政策的建议者。依赖这样一支精英队伍，北京不仅可以发展金融业，更可以发展服务于金融的“服务金融业”，最终带动整个金融产业的创新和飞跃。
另外，北京的人才优势还体现在与金融相关的周边产业的人才储备，如法律、IT、保险等各类专业人才。这些智力资源虽然不直接从事金融工作，却对一个健康的金融业发展至关重要，是后者的支援和保障。
（四），信息优势给北京建设金融中心提供了比较优势
除人才外，信息成为北京最大的比较优势。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云集了众多决策机构和新闻媒体，信息传递及时快速，含金量高，给需要快速反应的金融业提供了营养。
四、北京如何才能成为金融中心
北京市政府在《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详细阐述了建设金融中心的具体步骤，概括为“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表示要致力于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强化金融市场建设，建立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体系，立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这些无疑都是必要和有效的。我们结合国际上金融中心发展的案例提出几点要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注意政府介入的尺度
金融业是倚赖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工具，过度的政府介入可能好心办成坏事。在建设初期，需要政府部门亲力亲为，打破行政壁垒，调配优势资源，提供优惠政策。这种行政首长挂帅的积极态度会推动金融体系的建立，但也容易形成主动干预的积习，为求速成强行嫁接、强行做大的冲动。事实上，一个金融中心能够正常运作，最终起作用的不是优惠政策，而是根植于资本运行规律的内在动力，是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政府在完成“第一次推动”以后，应该迅速调整定位，把精力集中到完善法律制度和建立有效的仲裁机构上来，充当宏观运行中的仲裁者和监管者，而非具体业务的参与者和指挥者。
（二）鼓励创新是建设金融网络的核心
当前金融系统的弱点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具体金融行为管制过死，缺乏国际通用的金融工具是重要原因之一。伦敦之所以成为欧洲和世界的金融中心，除了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外，创新地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是它至今仍保有活力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自由本身不意味着放纵风险，金融系统有其固有的投机性，有时甚至远远超出理性范围，因而监管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严格的信托责任和风险预警机制，防止伪造信息投机，及时提示系统风险。1991年7月8日，国商银行(BCGI)伦敦和纽约分行因涉嫌欺诈被英美政府查封，此时香港的BCGI分公司已经处于极高的风险状态，然而香港的银行监察处却漠视这种风险，宣称香港分公司财务状况良好。48小时后，国商银行母公司宣布不为子公司承担责任，香港公司迅即被封查，这使存款者信心受到极大打击，导致大量挤兑，波及万国宝通银行及渣打银行。这是监管部门漠视风险酿成事故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三）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把政策固化为制度
为了吸引国际金融巨头进驻，在打造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政府会倾向于给出一系列土地、税收乃至雇员及其家属的福利优惠。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过于灵活多变的政策会带来负面效果。金融业本身虽然有不确定性，但其从业人员却需要稳定的工作环境；金融系统固然要求自由，但其依赖的法律和政策之公平却是越坚固越好。政策变化越快，人治的影子就越重，公平就越难保证，从业者的信心也就越不足。最好是把政策固定成制度，把特例上升为常态，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
（四）对本土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如果两类企业享受的待遇不公平，将影响企业的信心。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外资金融机构一直不能享受本土公司的公平待遇，在日本泡沫破裂后,大量外资逃逸到新加坡和香港，那里外资机构受到完全公平的待遇。
五、网络不能只有一个节点
北京宣称建设金融中心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特别是上海传来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一方面，这是同样在建设金融中心的上海自然的心理反应，也说明北京不论是从经济能量还是政治资源，如果真要和上海争夺金融资源，争当中国金融业的领跑者，都足以让上海感到压力。
中国要不要有多个金融中心？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网络不能只有一个节点。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应该延伸到实体经济的任何角落，为其输送营养。但正如互联网有网关和路由一样，经济网络也需要有节点。这是因为集约金融资源于某个城市会产生规模效应，因而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当前资源，比如信息数据库、清算系统、支付工具等。所以，金融系统天然就是节点化的，并且各个节点处于不同层级，国家级的金融中心辐射区域性金融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辐射省级金融城市，依次类推。因而，理想的金融网络不是一个金融中心，而是多个且分级的金融中心。
那么，这些处于各个级别上的多个金融中心会有冲突吗？具体而言，同处在国家一级,又同时声称打造金融中心的上海和北京是否产生冲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种冲突在经济学上并不显著。
第一，上海和北京一样，具有建立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优质的港口，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长江贸易，开放的氛围，骄傲的金融历史，等等；这一切使得她在不远的将来形成辐射长三角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金融中心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上海的辐射作用在短期内是有限的。例如，河北、天津的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太容易从上海得到资本帮助。从现实情况考虑，环渤海区在北京的带领下先行构造自己的金融网络，等到两个区域网络都逐渐成熟，最后融合成统一的全国网络，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成熟。
第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多个国家级金融中心的出现是自然的。金融资源的集中固然会带来规模效应，但过度集中反而会丧失效率，这源自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例如太多的金融机构集中在上海或北京会带来地价上涨，运行成本提高，随着半径扩大，金融服务产生的附加费用也会增加。因此，我们预期一个中心城市的辐射能量是有限的，当半径扩展到一定程度时，规模效应带来的效率会被经营成本的增加所抵消。因而，从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各个地理区域都需要一个地区性金融中心的支持，比如长三角需要上海，珠三角需要深港，西南需要重庆，西北需要西安，华北需要北京。
第三，金融中心的多极化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的金融资源也不宜放在一个城市里。金融数据需要在多个城市备份，金融子系统也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这是多节点金融体系的优点。通过这种层次性网络，我们既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以保证金融政策的有效执行，也可以在一个节点发生金融动荡的时候把风险控制在子区域内，保证整个系统不受太大影响。像京沪这样的敏感城市，经济职能保有适度冗余应该是有利于国家金融安全的。
第四，京沪完全可以建设各具特色的金融都市。比如上海有广阔的纵深市场，出口贸易发达，建设服务于地区经济的金融系统水到渠成；而北京可以以其独有的科研优势和人才储备，与天津一道，在创新金融工具、研究金融政策上有所贡献，并试验在经济级差比较大的区域实现金融渗透，为最终建立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提供政策标本。不同的发展模式将使两个城市经验互补，资源共享，显然更有利于经济全局。
第五，金融业是依赖于自由市场的行业，假使京沪之间真的出现某些竞争，我们认为也是有好处的。首先金融业本身并不排斥竞争。金融巨头们能聚集在北京的金融街和上海的浦东，可见他们不怕竞争。既然如此，两个城市之间的金融业就算是真有竞争的成分在，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相反，竞争会带来成本下降，投资环境优化，更有利于金融业的繁荣，最终有利于国家经济。竞争也可以促进相关城市在压力下更有效率，更有创新的动力。例如有了北京的压力，上海在金融改革方面或许迈的步子更大，动作更迅速，这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综上，我们看到，所谓“京沪两个金融中心会发生冲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这两个金融城市不但不会冲突，反而更应该是一种合作。金融本身的内在联动性要求这两个经济区域在任何有可能的条件下实现信用资源共享，金融主体互相拆借，互相担保分担风险，这才是金融的本意。只有京沪经济区携起手来以后，才可能和深港联合，渗透西部，最终形成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那些动辄先想到矛盾的人，关注的不是金融系统本身，只是“国家金融中心”这块招牌。
事实上，一个国家有多个金融中心并不罕见，美国除纽约外，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等都是有相当规模的金融区域性金融中心，不同的城市也有其各自特色，比如纽约的股票市场，芝加哥的期货市场，波士顿的基金管理市场，等等。上海已经在股票期货市场上成为事实上的金融中心，并着力建造“资本要素市场”，北京或许可以成为机构拆借、基金管理和信贷认证的中心，把重心放到建设“资本服务市场”和“资本导流枢纽”上来。
然而，我们的金融系统和先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至今还不能满足公民的投资需求和企业的融资需求。究竟哪个城市最终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经济首都，现在还不能确定。最终的结果不在于响亮的口号，也不在于红头文件，而在于哪个城市更愿意创新，敢于创新，最终满足了老百姓的金融渴求。
六、国际金融中心之路还很长
我们把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全球，探讨一下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我们认为，不论北京还是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首先，我们用供求关系来分析。中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商品国际化程度加深，相应对资本国际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中国人希望投资欧美市场，以增加投资渠道，外国人希望投资中国市场，以分享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时我们碰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相当于两个庞大的水库中间只有一条细管相连，在这种货币体制下，供给和需求都受到限制，事实上和没有供求没太大区别。没有供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显然也没有生命力。
第二，我们再看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条件。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大的金融中心把全球时区分成了三段，每个城市背靠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依赖一种强势货币。如果我们要建国际金融中心，显然没有力量和东京争夺亚洲美元，也不可能如新加坡一样靠政府推动离岸交易。我们唯一的优势是大陆的经济增长，最大的可能是建成人民币区的国际金融交易中心。然而，我们又遇到了这个问题：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直接导致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弱势。在一个弱势货币区建立一个依赖这一货币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我们的法律体系、经济制度、政府行为、会计准则、信用体系，等等；与金融活动息息相关的软件规范和国际通行规则还有差距，虽然这一差距在缩小，但要吸引外来投资者和企业来中国交易，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当然，这不意味着目前在建立国际化金融中心这件事上我们无可作为。事实上，京沪两地编织区域化金融网络的过程就是打破现有体制束缚、构建公平信用平台、创新金融工具、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也是金融系统国际化的过程。如果我们用“国际化金融中心”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建设国内金融网络时有意识地对照国际准则严格要求，将不仅有利于国内金融体系建设，也是为最终建成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打下基础。
最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大趋势，利率和汇率的松动也是发展的必然，法律和规则总有国际化的一天。以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自由的人民币将变得越来越强势，到那时，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事。至于这个城市是北京还是上海，或两个都是，同样，不取决于口号，也不取决于文件，而取决于哪个城市更和国际准则接轨，更能满足中外企业和投资者的金融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