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ny08 - 2008-6-3 16:09:00
北京的夜景总显得那么辉煌灿烂。透过落地窗的玻璃，在这霓虹闪烁的夜晚，又会有多少怡情故事在上演，但是身为一名内科医生，我却看见了夜色中潜伏的危险。两年前的今天，余风离开了这个世界，死于艾滋病引发的呼吸衰竭。 余风是我的病人，一位普通的艾滋病患者，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所有的接触只不过是他在医院的90天。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我见证了他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他留给我的是那天抢救时我戴过的一双白色胶皮手套，在得到院方的许可后，我把它们经过特殊的消毒处理，镶在了一个玻璃盒子中，那上面有他给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吻。
三年前，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某大医院就职。一进医院，我便被派到没什么人愿意去的艾滋病专门病区，成为年纪最轻的主治大夫。医院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这个病区都有些小心翼翼，即便是医生自己，在给艾滋病人输完液或做完检查后，同样是一遍遍地消毒，生怕自己会被传染。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还算能从容面对病人，甚至在闲暇的时候和他们聊天，以致我所在科室里的人都把我视为另类。
余风刚来我们医院的时候，我猜想像他这种有钱有身份的人得了这个病，多半是因为成天花天酒地。所以从他住进我们科室开始，我对他就总绷着一张脸，连常规检查的问话也是冷冰冰的语气。我以为他肯定会不满意我的态度而要求换主治大夫，这样我就可以远离这个散发着铜臭味的男人。可是一天天过去，根本没有人来接替我，倒是余风开始找机会和我说话了。那天，我给他做完检查，刚要出去，余风叫住了我：“杜医生，为什么你对别的病人总是笑脸一张，对我却是冷冰冰的?”“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到呢?”我拼命挤出一丝笑容。
“你的笑比哭还难看!”“余先生，如果您有什么不舒服，我可以为您再详细检查一遍，如果没有的话，我还有别的病人。”“你不会认为所有的有钱人都是坏人吧?”我自然明白他话里真正的意思，扭头对他说：“但是你要知道，正是因为你们这些有钱人，成天灯红酒绿地挥霍，才给了这种病赖以生存的温床。还有你们总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告诉你，到了这里，即便你们再有钱，也买不回健康，你的金钱无非使你走向死亡的进程延缓一些，再见!”我头也不回地走向值班室，身后传来余风重重的一声叹息。
三天后的晚上，我值夜班，13号床的那个孩子突然出现呼吸衰竭的迹象。23点14分，我和护士把他推进抢救间，所有的抢救措施全部用上了，但到了最后还是听见护士在一旁宣告“瞳孔散大，呼吸停止，心跳消失”，随着“嘀——”的一声，监控仪上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一个花朵般的生命逝去了，他才6岁。23点50分，我在日志上写道：“13床，艾滋病并发肺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我失魂落魄地走回自己的值班室，关上房门，泪水止不住地落了下来，心里有一种无法诉说的自责：我是医生，却无力回天。护士推门进来：“杜医生，那个单间的余风拒绝吃药。”我看看表，已经凌晨一点了，我说：“我去一下。”
来到病房，余风背对着我，我问：“怎么不吃药呢?”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35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哭。我知道13床的死对余风是个不小的打击，我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对不起，那天我的话说得有些重了，请你原谅!把药吃了，早些休息吧!”“杜医生，你能不能和我说说话?”我点点头。这个时候对于一位艾滋病患者来说，有人肯听他们诉说，或许比给他们灵丹妙药更有用。余风告诉我，六年前，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自己的公司。在偶然的一次业务往来中，他被朋友拉进了一家夜总会，灌了不少酒，结果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和陪酒女发生了关系。
半年后，他被查出HIV阳性。他很快和妻子离了婚，给母女俩留下足够的钱，关了公司来到北京。几年过去，余风身上开始出现一些发病的症状，在我来到这个科室成为他的主治医生之前，他已经来看过几次病，这一次才住了院。“杜医生，我不奢求我能够痊愈，我只希望我能够有机会回到她们母女身边。”人都是脆弱的，没有谁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的临近而不恐慌，就像我知道余风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和他的爱人、女儿再聚在一起了，因为他的身体已多处出现皮肤溃烂，但我还是对余风说：“你只要听医生的话，配合我们治疗，不要胡思乱想，希望是可以争取的。”
从那以后，余风开始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有时候还会主动帮助医护人员打扫卫生，时不时和其他患者聊聊天。要是不说，别人很难从外表看出他是个随时有生命危险的艾滋病病人。5月12日护士节那天，余风给我们科室的每个女同事都订了一束红色的康乃馨。余风身上的溃烂处需要天天清洗，住院处的小护士害怕，每次都支支吾吾的，我便主动接过这项任务。余风问我：“你不害怕吗?”我笑笑：“我是医生，医生不会干没有把握的事情。”有时，他会突然问我：“杜医生，你有男朋友吗?”“没有啊，等你出院了，一定给我介绍一个!”“你又漂亮又善良，像我老婆。将来谁找到你，真是福气!”我被他说得满脸通红，对他的好感一点点多了起来。
我开始翻阅各种医学资料，希望能够找到延长他生命的办法，我打电话问我的导师和我在国外的同学，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对于已经发病的艾滋病患者，除非有奇迹发生。奇迹?也许爱能创造奇迹!我查到余风妻子的联系方式，谁知道却被冷冷地拒绝。余风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颈部的淋巴结已经起来了，我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救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有什么用?
2002年7月13日晚上，北京下了入夏以来最大的一场雨。余风失踪了，全科室的人员都出动了找他，最后在医院的阳台上发现了在打手机的他，他说得非常吃力，但是我们都听见了：“妞妞，想爸爸吗?爸爸也想你们!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那一刻，我们都哭了，为了一个父亲的爱。
这次电话，成了余风和女儿的诀别。那天晚上，他就住进了监护病房，淋雨使他肺部出现炎症，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小病，但对于余风来说，这是致命的。上呼吸机、输氧气，一直折腾到22点30分，他的状况才稳定下来。我没有走，怕他会有危险。午夜时分，余风醒了过来，他示意我摘掉氧气面罩，艰难地说：“谢谢你，杜医生，我知道你为了挽救我的生命做了许多事情，但是都没有用了，我就要离开了，希望你以后快乐地生活。我最后的请求是，我能吻一下你的手吗?算是对你的感谢!”他艰难地笑了笑。我点了点头，对于一个垂死的病人，我不忍心拒绝。余风握住我戴着白色胶皮手套的左手，轻轻地放在唇边吻了一下，旋即就昏迷过去了。我赶紧摁下床头的急救灯，一阵慌乱地抢救后，又是一阵“嘀——”声，曲线变成了直线。“收拾抢救器械吧!”我拿过“死亡证明书”，一笔一画地写道：“余风，男，35岁，死亡原因：艾滋病并发肺部呼吸衰竭，经抢救无效，于2002年7月14日01∶13死亡。”写完，我泪如雨下。
余风去世后的第二个月，我被调离了这个特殊的科室。这几年，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想起那双镶在玻璃盒里的白色胶皮手套，不仅仅因为那上面有余风送给我的与爱情无关的吻，还有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
有时我会想：生与死、悲与欢，往往只是一瞬间。如果没有那个醉酒的夜晚，或许余风可以逃离病毒的侵袭，而现在的他应该是一个骄傲的父亲，一个体贴的丈夫吧……